王葓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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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条目的内容不符合tīan赵家人和种花愤青的利益,编辑者已被公安部娘依法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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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滑P民共和国煮席、伪大的新时代引路人 维尼大帝 祝您在梁家河本站度过愉快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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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jpg
标准像
基本资料
姓名 王洪文
别号 小王、😎、王副主席、左圈王一博、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发色 黑发
瞳色 黑瞳
生日 1935年12月
萌点 墨镜中山装
出身地区 吉林长春
活动范围 中国
所属团体 中共娘(被开除)四人帮
亲属或相关人
F4: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推倒:华聒枫邓晓萍
很酷,不说话。
——戴上粉丝送的眼镜后的小王
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即将被推倒的小王
我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也衷心的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
——被推倒后在法庭上唯唯诺诺的小王

经历

  •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 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工人,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
  • 1966年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1967年初,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领导发动上海“一月风暴”,推倒了旧市委,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 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 1971年8月中旬到 9 月上旬,猫猫到南方视察,林喵集团试图杀害猫猫的阴谋败露,小王誓死保卫猫猫,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喵死党。
  •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 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推倒反对走资派邓晓萍
  • 1976年10月7日被华聒枫叶剑英推倒拘禁审查。
  • 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1981年1月25日被邓晓萍推倒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后来凭借电视剧《上海沧桑》出道,与瓦列里·萨布林齐名左人精神导师,这俩被中间派和自由派分别誉为“左圈肖战”和“左圈王一博”。原因是左人ky过多,吐真剂科普视频、老保专业相关视频甚至魔都旅游视频下面都有神秘的墨镜黄豆扎堆出现甚至黑幕里也有😎😎😎

轶事

以下尽量面面俱到,还请有自己的判断。

激情枪战

据胡月伟所著的《疯狂的上海》,王洪文、廖祖康(王洪文秘书)、陈阿大曾提着冲锋枪、机关枪冲“二兵团”枪战,而且对耿金章的“娇妇”,一个舞蹈学校的演员,用钳子钳乳房,并且该“怀孕八个月了”的演员竟被用汽油活活烧死。

然而上海十年间枪战极少发生(除了抢柴油机厂等极少几例,并且王洪文没有动用枪械)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的主要武器是浓硫酸[1]

医学奇迹

据曹大橙所著《黎明前的黑暗》,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天水设宴为其接风。酒过三巡,王洪文站起来,拿了一只高脚杯放在肩膀上,说:“陈阿大你拿枪对杯子打,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算不上党中央副主席!”,陈阿大拿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呯地一声,王洪文果然眉头都没皱,原来陈阿大将枪拿倒了,将后面的王明彪(是指王明龙) 眼睛打瞎了。

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口径步枪和普通步枪差不多长,不可能拿倒。而且这种枪 100 公尺内有很大杀伤力,如果王明彪(龙)眼睛被打瞎,脑袋岂能不开花?王明彪(龙)至今健在,就住在上海,两眼炯炯。更何况那时根本不存在接风的事,更更何况哪有吃饭带枪的?[2]

暗黑调教

据多人回忆录,小王在监狱中受到了痛苦的调教审问,导致其患上植物性神经紊乱,经常失去意识后摔倒。😎:坏人堂,我劝你别去!

以下来自邱会作回忆录

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

我们的谈话是从谈粉碎「四人帮」开始的。江腾蛟同王洪文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你还是副主席待遇嘛!」

王洪文苦笑着说:「你怎么挖苦都可以!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

王洪文接着说:「毛主席去世后,我们考虑会被排挤出去,没有想过会被抓起来。七一年『九一三』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大之后,我们特别相信毛主席的威望,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同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联系在一起。其实,康生去世后张春桥比较沉闷,江青过份相信自己的夫人『尊严』,在毛主席去世前,我们已经是比较松散的了。」

「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

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这时吴法宪突然说:「妈的,也给我打过针哟!」很快吴好像发现自己「失言」,起身就走了,边走边说:「我不参加你们扯乱谈。」

对我们几个的问题,他前前后后,同我讲了不少。

王洪文说:「七一年『九一三』后,很长时间我还在上海,把你们关起来的情况,我是不了解的。我能想到的,多数是后来李德生同我说的。」

「据说,毛主席对林彪的问题是既重视又慎重。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你们。对你们的问题,要急于处理,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最积极的是汪东兴。」

王洪文说:「对你们四个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一个人;处理黄,吴二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终同总理持不同意见。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在对你们的处理问题上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以下内容来自刘庆棠回忆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生活奢侈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关于王洪文生活究竟如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以下摘自新浪网与《文史参考》第10期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3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3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 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

“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注意,这个与下文中的“组阁名单”不同,推测此名单为“组阁名单”之前身)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像不像某小学生,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3]

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如是说。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左人:“你们懂什么,小王这叫勤俭节约!😡😡😡”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4]提到:“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香烟、酒类、糖果、罐头、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录音机、大彩电、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同时进行物质交换交换,王洪文因此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5]

评论1:(贪污)比不上邓朴方的十万甚至九万分之一。

评论2:不包二奶,不滥交,不贪污工程款,不官商勾结(文革哪来的商...),自家人不是各个大富翁,这是大清官啊!(此评论发表于腐败较现在要严重许多,人们已经有了这种印象,另,现在反腐败运动虽然卓有成效,但腐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这点毋庸置疑。)

以下摘自《革命造反年代》

工总司总部从成立后不多久,就不断地进行整风,也即为纯洁队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思想教育手段。整风的内容,主要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生活作风。工人造反派希望能如毛泽东教导的那样,“保持工人阶级本色”,防止重蹈“走资派”的覆辙。

而当上了各级领导的新干部们,也对权力的腐蚀有过真诚的警惕。他们经常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工总司早期总部的整风,尤其对用公款吃喝或少付钱吃喝以及坐小车,有着较多抨击,包括对王洪文、戴立清、潘国平等的批评。而王洪文也是虚心接受。坐小汽车、上饭馆吃喝,被造反派视为“养尊处优” , “走修正主义道路”。这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及工总司总部整风会议记录中,多有反映。

而王洪文对自己也曾经有着严格约束。例如他弟弟王洪双,在陕西当工人, 1972 年受单位委托,想通过王洪文在上海批点钢材。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掌管工交办的陈阿大一口答应给 40 吨。王洪文得知后马上制止,使得王洪双空手而归。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王洪双想从西北调进上海工厂,上海市劳动局为他办妥调令。但被王洪文知道,立即阻止,说“如果所有的干部亲属都调到北京或上海,那不乱套了吗?”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一直在原来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领取工资,据说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据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对王排利回忆,王洪文被捕后,她去取回王洪文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四百多元现钞。后来她探监时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王洪文告诉他,那是他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他的工资。王洪文说,当时周恩来曾经问过毛泽东王洪文的工资如何发放,毛泽东说:“和你一样”。周恩来便让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工资交王洪文时,他不肯要,说要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这个钱他一直没有收下,他以后的工资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来的工厂发给。但是这个钱已经发出并做账,办公厅不能收回,所以崔根娣去时,就作为王洪文的物件交给了他。

比起许多老干部让子女参军,躲避上山下乡;或者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上大学,上海的新干部在这方面“走后门”的情况不多。 1975 年黄金海的儿子中学毕业时,正逢北海舰队招兵,部队愿意作为特例(也即开后门)将黄金海的儿子招去。但黄金海不同意,要儿子按照正常途径报名参军。结果因为体检没有通过,儿子和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去上海郊县农场。戴立清的儿子也是这年中学毕业,也去了郊县农场。这体现出新干部们真心实意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

叶昌明在《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中替王洪文就腐败问题的辩护

“年代”一书中,提到了王洪文、陈阿大等人的住房等生活待遇的问题,这里也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讲一下“工总司”(总工会)几位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方面的问题。

1. 王洪文(搬家、补助费、轻工局物品)

(1)王洪文在文革中确实调过几次住房,但应说明的是这几次搬家都是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的,是“机管局”按王的任职变化照章“标配”的。从王洪文在六七年任市革会领导成员和市革会副主任,到六九年任党中央委员,以后又任市委书记,直至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住的房子也一次比一次好,这只能说是原来旧的一套按职位配房的制度没有改革,不能完全归罪于王本人的。

(2)文革中,王洪文一直是在十七棉纺厂领原工资的。他虽是“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工会主任,但从没有在总工会支出过一次费用。关于他从市委领补助费的问题,我也是在文革后的揭批材料中才知道的。在对王的揭批中,总能看到讲王的生活奢侈腐化,领了大量的“特殊津贴”,上海轻工业局成了王的仓库要什么有什么等等,在某些写王洪文的书刊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当时我就对这种含糊笼统的说法觉得有些奇怪,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清查,王到底领了多少钱和物应查得很清楚了,完全可以开列一份详细清单以证其罪的,但为什么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具体材料?最近在“年代”作者处看到了时任市委常委和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的张敬标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全市干部大会上的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提到了王洪文领补贴费的事。看了这份“交代材料”,我才似乎有些明白了上述的疑问。“年代”中已引用了这份材料,我在此再引用一下。张的交代摘要如下:“据统计,从七一年到去年八月,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共补助一万一千多元,特别是他到北京后,官越当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要的补助也越来越多。其中七四年初到去年八月,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补助竟达七千多元”。按张交代的这份“账单”可得出:①自七一年到七六年八月,共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得补助一万一千多元,平均每个月是一百六十一元多些。②其中七四年初到七六年八月,共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得补助七千多元,平均每个月是二百一十八元多些。平均每个月补助一百六十一元,其中部分月均是二百一十八元,这些数字能说明些什么,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只想说的是,这份“账单”在七七年一月就向全市干部公开了(由市委办公厅印发了四万份),为什么在以后的批判材料中,在某些人写王洪文的书中,在提到王领大量的“特殊津贴”时,不引用一下呢?是否这也属“不宜引用”?(在“年代”书中有个“注”,提到了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对王洪文的待遇问题,毛答可同周一样,但后王拒绝了“中办”给他发工资。当然,该“注”只是一家之词,无法核实,只能供参考的。)

(3)至于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的“仓库”,“要什么有什么”。这是否是事实呢?同样也没看到过有一张核实过的“账单”公布出来。但我可提出两个疑问:①王洪文在北京是住在钓鱼台的,这是国家宾馆,不可能缺少该有的应用物品,王还需要轻工局提供什么他个人要用的东西?就是有需要的,也不可能“有什么要什么吧”。②马振龙(轻工局)给王洪文送过东西,我想这是应该有个“账单”的。如果马给王送的东西没有“账单”,是一笔糊涂账的话,市专案组和轻工局在审查马问题时,肯定不会放过马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而如果查下来确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算马的这笔账,追查马的责任(罪行),但是在审结马案时,却没有听到过有这方面的结论。在批审马振龙时,对此事一开始搞得声势非常之大,结束时却无声无息,似乎没有发生过此事般,是否有点奇怪?而从王洪文方面来说,王向上海要去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流向了何处,中央专案组肯定也会追查的,但可断定他们一定是查不下去了,只能不了了之。内情很简单,因为王要的东西,都是别人向他伸手要的,王为了应付他们,也只能一再向上海要。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有所听说的。

(4)王洪文是“工总司”和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工会的几位主要核心成员都是筹建“工总司”时就在一起的,关系当然很亲密的,但王在任市委书记时,并不是像某些书刊中编造的那样,经常与一帮“小兄弟”一起吃喝玩乐。在我的印象中,王在七二年去中央工作前,只在上海大厦召集“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吃过一次饭。另一次是在七五年下半年他来沪时在东湖宾馆也请我们少数几个人吃过一次饭(就是文革后大肆渲染的“蟹宴”)。在七五年开四届人大时,王秀珍带我们几个人去王洪文住处,王招待我们吃饭又看了电影。

我虽然主持总工会工作,但因王洪文不分管工会工作,所以我与他除了开会碰到,平时很少找他的。他到北京任职后,我没有向他打过一次电话或写过信。

2. 王秀珍(搬家、补助费)

(1)王秀珍在文革中也搬过三次家。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她搬住在复兴公园后门边的一座小洋楼,同住这座楼的还有卢湾区人武部负责人等。她任市革会副主任和党中央委员后,市机管局按排她搬住到东湖宾馆边的一幢新式里弄房子(但我没去过,不知所住的情况)。她任市委书记后,就搬住进“康办”内的一幢公寓楼,与徐景贤一样各占一层(二套房),这也是一种“标配”(住房和家具)。(金祖敏任市委常委后,也住进了“康办”内的这种公寓楼,但我没去过他家,不知是占一套房还是二套房)。曾在某些书中看到讲王秀珍文革中搬家时,装了十三卡车的东西(意指是在文革中搜刮的),感到太可笑了!

(2)王秀珍是市总工会第一副主任,更是市委分管工青妇的书记。在我主持总工会时,只有过一次是她指示我给戴立清发过一次生活困难补助费,记得是六十元。据她讲,这是她与马天水商量过决定的。王秀珍自已没有在总工会有过费用支出。“年代”中提到“在上海工作的新干部也可享有特殊补助,这是经张春桥同意的”。“张春桥1971年曾经说过,新干部工资没调整过,所以他们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于是有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也引自张敬标的前述“交代”)。但我的回忆,一是当时没听到过张春桥有此类“指示”;二是王秀珍也没向我讲过这类话;三是对戴的这次补助,王秀珍也只是讲因戴生活较困难,由总工会出面给他一次性补助。王没向我提到过陈阿大领补助的事,也没讲过还有谁领过补助。

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了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也领补助的事,但没见到过确实的材料。

3. 陈阿大(搬家、补助费)

(1)我知道陈阿大曾搬过四次家。

①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这时陈已结婚,但住在女方家中),陈搬到华山路复兴西路口的“华园”(这是一个花园洋房里弄,有些小洋楼的主人被抄家赶出去了,空房都由上海警备区收管着)。陈住在一幢小洋楼的二层一个大房间,后我也搬住到陈的隔壁一间大房间,而戴立清则住在底层的一间大房间,底层叧有一间大房间由“工总司”暂借为办公室。因此是三户人家住一幢楼,合用厨房间。

②第二次是搬到常熟路淮海路囗的瑞华公寓(与徐景贤同公寓)。在“年代”书中讲陈占用了二套房,但当时我们只知他是住了一套的(我没去过,无法证实)。我想徐景贤作为市革会副主任也只住了一套房,陈同住一幢楼,敢占2套房吗?

③第三次是搬到淮海路上方花园中一幢楼的二楼。(我去过一次,印象中面积并不太大,厨房也可能是在底楼合用的)。

④第四次是搬到淮海路新康花园内一幢独立花园洋房,(该楼是上下2套房各自独立进出的,陈住在二楼,底楼似为市革会的某位老干部。)这套房的面积较大,也较高档。后我去过黄涛家,感觉陈的这套房与黄住的一套房在档次、面积上十分相似。陈的这后三次搬家都在他到市革会工交组任职后。

(2)“年代”书中揭露了陈阿大经济上贪小利沾便宜之事,使我十分汗颜,真没想到陈还会是这个样子!我原来确实都不知陈有这些行为。当时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个照办的不成文规则,即没有向原单位报销什么费用,领什么补助的。而在我第一次对潘国平审查时,就曾对潘在厂里报销费用和领补贴之事做过经济上退赔的处理,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是知道这点的。陈阿大从七一年起就从市委处领补助的事,王秀珍也从没向我提起过。

(3)对陈阿大其人其事,我和总部的其他几位主要成员都是有不满意见的,但我们又管不到他。曾向王洪文、王秀珍多次反映过,也不了了之。文革结束后,别有心者就把陈作为工人造反派和工人新干部的“典型”来说事,似乎造反派新干部就是陈这样子的,想想也真是悲哀!

4. 其他几位主要成员的住房问题:关于新干部住房欠租问题的调查处理

(1)黄金海。黄原来住的是自有房,也是六七年下半年搬家,住进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的南京大楼(南京理发公司楼上),独住一套公寓房。我去过他家,是较高档的房子,住夫妇两加三个孩子。黄夫妇的工资较高,能支付得起这样住房的房租。文革结束后,当然被赶了出来,搬到铁岭新村一室半的工房。黄因原来是自有房无房租的,住了新房后不知有无补助房租,但我没听到他有领过什么补助费。

(2)戴立清是七0年从“华园”搬到东安二村工房的。他一家七口人(有一老母亲和妹妹同住)住一套三间房(大中小各一),也不算宽敞的。文革结束后被收掉了大房间。经济上,他一直是较紧的。据我知道的也只有领过一次补助(见前述)。

(3)“工总司”的其他几位核心成员当时也大多搬过家,但都是搬住一般条件的房子,如张宝林、王腓利是二室户的工房。有的房子虽好些,但因是多户混合住的,厨房间都是合用的,如王明龙、倪淑英等。真正搬住进高档房子的是极少数人,以后在总部调查处理欠房租问题时,也都做了相应调整。如缪南生初次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是高级住宅,根本付不起房租的,以后搬住到工人新村去了。

(4)六八年时,对新干部搬住新居后却欠交房租之事,房管部门有很多反映,张春桥对此有过严肃的批评。王洪文要我调查一下此事,提出解决办法。我组织专人对总部主要成员的住房问题做过全面调查,也调查了一些有反映意见的区局联络站负责人住房问题,写出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上报。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记得主要内容为:

①调房的人数占比确实较高,总部核心成员都调过房,而且都是通过各自的关系找房管部门解决的。

②欠房租的现象确实存在,主要是由于调房后的住房或档次较高或面积较大,因而房租也就较高了,与其收入来比较,交房租就有困难了(如前述缪南生例)。

③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住房必须交房租,如交不起房租的,则必须调住能交得起租金的房子。已欠租的,则视各人具体情况,能交的应补交,有困难的则至少要交现在的,不再增欠。实在补交不起的则与房管部门协商适当减免,但必须搬走。我记得这件事是搞了一段时间才全部解决好。

在“年代”书中对新干部调房子的问题是有所批评的,但也讲到了大多是属于改善型的,并不太过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合乎事实的。

关于市革会同意对部分新干部的房租给予适当补贴之事,我记忆中并无明文公布过。我得到房租补贴的情况,是在某天有市机管局一位熟悉的干部来找我,讲市革会同意由机管局补贴我部分房租,他问了我原来交房租的情况后,就讲以后按这个数额交钱给机管局,并把房租本子也交给机管局,由机管局向房管部门交全部房租。我印像中,原来住房的月租金约三元多些,现住房约十元左右。以后我就按月交三元多租金给市机管局。因为这个补贴“政策”并没公开宣布过,所以我也没问过他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补贴。

5. 叶昌明(住房、家庭经济收入和补助、主要亲属关系)

最后讲一下我在文革中的生活待遇问题。

(1)文革开始时,我和妈妈、姐姐、哥哥同住在法华镇路一处老宅院内的小阁楼上。房间很小,放大小各一的床和饭桌后就无多少空间了。六七年夏季,我全家搬到华山路“华园”内一幢由警备区暂管的小洋楼,住二楼一大间(中间有分隔),与陈阿大、戴立清为邻,三家人合用厨房间。因此楼没交给房管部门,故不用交房租,而我原住房也没退掉,仍要交房租的。

六九年底前,我因要结婚,就向王洪文报告并提出解决住房的要求。经同意后,我找市房管局有关领导要求配房,他们派人带我去看了几处房子,但都是很高档的公寓,记得去看过河南路桥下的湖滨大楼,黄河路口的长江大楼等。我感到这些房子虽很好,但不适合我们住的,一是房子好又大,房租肯定很高的;二是认为现在强调革命化,自己是工人造反派,不能住这种过去资产阶级们住的房子。我提出要找个普通工人住宅房子。他们又让我去看了东安二村一套工房。这是一幢新加造的工房,原来是给外国留学生用的,现留学生回国,整幢楼都空了出来。我看了认为很实用,就要了三楼东面的一套房。这是一间单房和一间前后套房(可算三间),独用煤卫。整个使用面积约有五十平方米。

我是六九年底搬进东安二村的。我们夫妇住最大的单间,约十四平方米,放一张大床,一个大橱,一个五斗橱,有了儿子后,又放了一张小床,空间也无多少了。我哥哥住隔壁有小阳台的小间,妈妈和大姑妈(独身,与我们一起生活)则住朝北的小间(这前后套的二间大约各十平方米)。另外,我姐夫常年在外地工作,姐姐带着女儿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所以在这次搬家时,我要她也退掉了原来租用的小房间,搬到我们隔壁一套二室户中的一间房(约十四平方米,另单立房票的)。所以我实际上应是占了一套又一间房子的。后来我哥哥结婚时,就与姐姐的房间对调了一下。

在我搬家后,可能有人向王秀珍反映了什么,她曾找我去问了搬家的情况,批评我不该把姐姐也搬过来。我只得向她解释因是姐姐要靠妈妈帮她带小孩的,不住在一处很难办。王秀珍听后也不再讲什么了,以后也没再提过此事。我搬了新房后,就把原来住房退租了。新房的租金开始是全部自付的,后市机管局找我讲了补贴房租事后,我就把自己的房票簿和每月的老房租约三元多交给市机管局,新房租约十元,差额就由市机管局补了。但我姐姐的一间房租仍是她自付的。

到七四年时,我们要有第二个孩子了(当时政策允许的),而我哥哥也有了一个孩子,我感到住房小了些,也有些不方便,就向王秀珍提出我自己搬家的要求,经同意后由市房管局给我在南昌路瑞金路口一幢新建的工房里分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前后间的2室户,有一个小阳台,进门过道式的厨房连着一个很小的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到五十平方米。前面卧室放大小各一张床,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再加了一只写字台,房间就挤满了。后面一间放了饭桌、椅子、一只书橱等,倒显得空间较大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家具的,一切都很简单的。这套房子的租金仍由我向机管局每月付三元多的老租金。东安二村的房子就由他们自己付租金了,我搬出来后的一间房也仍由他们使用的。

在整个文革中,我收获的最大利益,就是这个住房。从最早的全家合住一个小阁楼到住进较为宽敞的套房,如果不是因为我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文革一结束,就向我清算这笔帐,除了收掉我南昌路的住房,把家属迁到东安四村(一室半的房子),还讲我原在妈妈家也有一间房的,要收掉这间房,后经多次商量,才同意把隔壁我姐姐的一间房子(相同面积)换下来收掉。

我噜哩噜嗦地讲以上这些情况,只是为了说明“工总司”的核心成员,并不都像陈阿大这样住好房子的。

组阁名单左壬的梦想

以下是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的一份组阁名单,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 (存疑,网上没有图片,只有内容,且内容来自纪念乔冠华的文章,其他地方貌似没有这份名单。)

党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风评被害、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著名的《黄帅日记》作者,当时才十六岁不到,不像现在一个老头。

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洪文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风评被害、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著名“白卷英雄”,九十年代出狱后下海经商,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另,他经商时投机倒把罪已经取消。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注释与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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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你
  1. 主要武器种类有弹弓、砖头、石头、铁块、铁棍、铁矛、大刀、燃烧瓶、石灰包、镪水、硫酸、灭火机,后又增加了高压水枪(又名大炮水枪)和消防斧头 ——《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作者:徐景贤,地址:[1]
  2. 《十年非梦》page3
  3. [2]
  4. 黄金海曾专门写了一本《十年非梦》打这本书的脸。成人中专夜校学历的黄金海在文革中主管上海的财贸。《革命造反年代》评价之:“文革时期,上海的商品供应一直领先全国,这不能不说与黄金海的努力分不开。”文革后黄金海被以同案犯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属惨中之惨。另,世界修正主义老巢根本不可能让《十年非梦》出版,因此《十年非梦》为自印书。
  5. [3]